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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周恩来逝世43周年——总理和于姓贤达交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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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0 09:4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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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几则周恩来总理和于氏贤达的交往故事,以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铭记。

1、周恩来与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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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字伯循,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在国民党内是一位爱国的富有正义感的老人。大陆解放前夕,被胁迫去了台湾。于右任先生和周恩来总理不仅早有交往,而且颇受其重视。于右任曾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周恩来也曾评价他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对于这样一位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总理也是时时加以关怀和团结。

在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周恩来恳请于先生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命笔,写下“新华日报”四字。此后这四个大字长期刊印在中共党报上,直至1949年后才为毛泽东的题字所取代。

二人的相互关切在后来周总理为于右任夫人祝寿一事上就充分体现出来。大陆解放后,于石任先生虽然去了台湾,但其情深爱笃的夫人高仲琳女士却没有一同前去,而是住在西安。于右任先生经常通过香港的一位朋友吴季玉先生和夫人传递音讯。于右任先生在台湾,一直很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曾写了很多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抒怀诗,读来感人肺腑。1961年是于老夫人八十寿辰。但大陆和台湾长期隔绝,于老先生是不可能回大陆的,他对香港的吴季玉先生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这件事很快被周恩来总理得悉了。周恩来迅即找到了于右任先生的女婿屈武,要求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屈武向周恩来反映,以实际日期计算,于老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按陕西的风俗是可以补寿的。周恩来当即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夫人补寿。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周恩来总理还要求屈武把儿子、儿媳以及于老先生在上海的外甥一道带去西安。祝寿活动是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屈武补办的。周总理事先对祝寿活动还作了具体的指示。宴会办得轻松欢快。参加宴会者除了屈武及其家人外,于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于先生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韩望尘等二十余人都参加了。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并再三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感谢。

事后,屈武决定写信把这件事转告于老先生。但当时海峡两岸情势紧张,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勘乱救国”政策,对通共者“严惩不贷”。所以很犯难的就是既要让于老先生知道周恩来对于老夫人的关怀,又不能明码写上周恩来,以免让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给于老先生带来麻烦。想来想去,还是于老先生在大陆的老朋友邵力子先生帮助出了个主意。邵力子建议在信中把周恩来改称“濂溪先生”。“濂溪先生”是北宋理学名儒周敦颐的别号。邵力子当年在重庆和于右任谈到周恩来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所以邵力子认为,只要说是濂溪先生,于老先生就会明白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是不会明白的。一个巧妙的借指解决了一大难题。当信和祝寿时的照片辗转交给于右任先生的时候,于老先生高兴至极,真可谓喜出望外。周恩来总理对他亲人的关怀更使他受感动。在给屈武的回信中,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的是“濂溪先生”。他要求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意。总理听完以后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2、周恩来与于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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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左三为周恩来、左四为于方舟

于方舟,原名兰渚,又名芳洲,1900年农历8月22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属天津市)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1920年1月,天津反动警察殴打了抵制日货的学生,扣押了各界代表,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 29日,于方舟和周恩来等率领数千名爱国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代电中央驳回日本政府通牒,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恢复各界联合会和学联,释放被捕代表。反动当局竟出动军警野蛮镇压,酿成流血惨案,50多名学生被打伤,于方舟和周恩来等4位代表被捕入狱。

为了抗议当局非法拘捕学生,周恩来和于方舟等向警厅提出,限三曰内公审,否则全体绝食。警察恫吓说:“厅长还怕你们。”于是,周恩来、于方舟等人4月2日全体绝食。第三天,邓颖超等24人来到警察厅,要求替换代表坐狱绝食。当局害怕事态继续扩大,便于4月7日将因病和未成年的3名代表释放,于方舟和周恩来等21人被移送地方民事看守所。

在周恩来和于方舟等强烈要求下,检察厅于1920年7月6日至8日开庭公审。判周恩来、于方舟等4人“骚扰罪”。于方舟反驳说:“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刑律?”法官无言以对,最后只得强捏“聚众骚扰”罪,判处周恩来、于方舟等4人有期徒刑两个月,于7月17日和先后被捕的二十多名各界代表一起“期满”释放。周恩来和于方舟等以自己的铁窗生活,换来了代表们的释放和斗争的胜利。

至今,宁河俵口村老家还有很多关于周恩来于方舟的传说。其中,令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解放后,周总理常想起自己这位老战友,关心于方舟遗孀谈芳荪的生活。派人来问谈芳荪对生活有什么需要时,谈芳荪回答说,老家还没有电,请党中央帮助。此后,俵口很快就通了电。”

3、周恩来与于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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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年-1979年)同居,1939年,周恩来在重庆亲自为郭沫若与于立群主持补行了婚礼,名流云集。这时,郭47岁,于23岁。

周恩来就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礼了!”

解放后,于立群的身体一度非常糟糕,还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得不暂时和郭沫若及子女们分开,住到外地的医院进行静养。当她的身体基本复原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安排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消息,《人民日报》为郭沫若和于立群刊登了一张十分清晰的全身照。那张照片上共有3人,中间是他们会见的外宾,郭沫若和于立群分立两旁,那张照片在当时很轰动。周总理总是那么细心,一面处理国家大事,一面不忘安排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

4、周恩来和于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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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是一位在现代革命史上闪耀光彩的传奇性人物。他在英国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张学良将军认定他是大才;李杜将军委之以重任;蒋介石亲授他抗战中一项重要使命;他与当面以高官相诱、以杀头相逼的戴笠斗智;他第一个站出来批判陈伯达,而遭康生、陈伯达联手陷害;他深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器重与关爱;他成功说劝了卫立煌,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龙潭虎穴,风雨沉浮,演绎了他可歌可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画卷。于炳然参加了北平、南京、重庆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后至西南地区公安部工作。1952年春,正当政务院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调于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他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党组织给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1937年4月,于炳然赴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宣传部部长。“东北救亡总会”上属中共中央长江局。国民政府退到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也转至武汉。当时的国民党对于炳然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

1938年6月,周恩来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战工作,由于炳然任“东总”秘书长。

1939年8月在重庆,由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到“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

1940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于炳然撤回延安。于炳然向“战地党政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军视察,获李济深批准,让他携带副官、秘书前去。

有人告知于炳然,戴笠曾问他:“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军干什么?带什么人去?”于炳然约于毅夫同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恩来问:“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于炳然说:“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戴笠见了于炳然,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于炳然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我可以代办。”戴笠说:“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

恰在这时,传出消息:与于炳然同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是被李济深派出的陈希周,行至浙闽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同行人一同遇难。

于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一同研究于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恩来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于炳然点头应诺,心中深为周恩来的真切关怀而感动。

于炳然于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报部任职。不久,于炳然祸从天降。那时,康生与陈伯达已相当“默契”。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部长、调查部部长等数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公然信口雌黄:“‘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指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警卫员及他们的佩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于是,于炳然被捕,惨遭各种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得知于炳然和“东总”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说:“怎么能这样搞法呢?‘东总’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哪有什么‘红旗特务机关’?一定要甄别。”他证实了于炳然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经历、贡献及撤回延安的情况。但康生对周恩来的指示,用拖延战术顶着不办。两年后,周恩来听说于炳然仍然在押,立即从重庆发回电报,于炳然这才恢复了自由。

5、周恩来和于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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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于毅夫、王晓苏、邓颖超、王晓蕴、周恩来、王振圻、吴德

于毅夫(1903年---1982年6月11日),原名于成泽,笔名洪波、逸凡。吉林双城辛家窝堡(今属黑龙江肇东)人。1920年考入同济大学预科,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民国大学图书馆主任。1933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宣传部部长、新华社华中分社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吉林省永吉县委第一书记兼吉林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18年于毅夫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受周恩来、马骏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他说:“国难当头,好男儿谁非热血!”1920年1月,参加了由周恩来、郭隆真等学生领袖发动的抗议当局查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向省公署示威请愿的斗争。

根据文史记载,于毅夫至少两次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

于毅夫和前文的于炳然在抗战开始都是东总的核心成员,东总即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简称,是东北抗战的重要组织和核心力量。1939年10月以后,东总的活动逐渐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局势更加险恶,蒋介石竟下令撤消东总,使东北救亡运动陷入困境。对此,周恩来经常秘密召开会议,指导地下斗争,进行思想工作,并转移和保护已暴露身份的东总成员中的共产党人,其中就有于毅夫、于炳然等。正是他沉稳睿智、灵活多样的处理和协调,千方百计地进行统战工作,使得东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以保存,继续开展斗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后,第二天,日军便向香港发起进攻,12月25日,香港港督府扯起了白旗,香港被日军占领。

当时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从大陆内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受到政治迫害,这才举家搬迁到当时处在英国治下的香港。

早在12月8日,日军刚刚进攻香港时,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发了电报,周恩来指示他,要将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从香港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在这批人士中就有于毅夫,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要部门任职的潘柱通过张友渔在跑马地找到了于毅夫,被安置到了临时联络点中,并成功撤离香港。

于毅夫后来任吉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时以及离休以后,时刻不忘周恩来总理的教导,坚守统战岗位,是统战工作的守护神。他曾任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为地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黑土地的脊梁。

此类记载还有很多的,比如:于文志是吉林省榆树市黑林镇太平川于氏后人,他在南开中学和周恩来是同学,在天津期间一起向韩慕侠学习八卦掌、形意拳,他们一起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再如祖籍辽宁岫岩著名的电影演员原名于佩文的于蓝,直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誉和鼓励:在于蓝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上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一头短发,白衫洁净,露出她“江姐”般的笑容。周总理握着于蓝的双手……那是周总理在一次开会空隙和电影演员一起游赏北京香山时拍摄的。周总理热情赞扬于蓝主演的《革命家庭》里的女主角,他对大家说:“于蓝演了一个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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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整理:于之、于振华、于欣荣,图文转自网络,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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