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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莱阳抗捐斗争之于祝三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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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2 17:27: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于祝三 生于清咸丰元年,殁于民国卅五年,名铭鼎,号足三,字祝三,元河南伯于玠后裔,世居莱阳城东南七里梁好泊村,为人仗义疏财,急公开明,乐于助人,其父椿龄莱阳永庄社长,候选千总,系进士于成麒(字仲平)胞侄,成良与我曾亲赴梁好泊村查访该支于氏情况,后又查阅《莱阳文史资料》《莱阳乱事征实录》《民国邑志》《国风报》《东方杂志》《申报》等资料,简单整理下满清末年由于祝三、曲士文二人领导的抗捐斗争情况,全文整理自于祝三孙女于淑欣所撰文章。

——本平台小编

祖父于祝三事略 (于淑欣)

祖父于公,名铭鼎,号足三,祝三其宇也。世居梁浩泊,承祖业,亦绅亦商,称富于乡里。

公之为人, 倜傥不羁,仗义疏财,交结遍四境,愤清政腐败,洋教跋扈,屡倡抗税反教之议。曾充永庄社长,排难解纷。秉公办事,深为乡众所拥戴。

宣统二年,岁大饥,众议请县署发仓谷,以纾民困。曲士文者,柏林庄一老农,纠乡社代表于唐家庵,谋其事,公欣与焉,教以聚众之方,驱署请愿,声势为之以震。官绅以事急,视民如寇仇,力主镇压。同年六月,曲士文率众攻城,公以东路指挥自任,每战必先,牺牲之烈,直可壮天地而泣鬼神。无何,刀枪不敌坚锐,敌强我绌之势非人力所可支转,坚持达三昼夜,终不免功亏于垂成。

举义失利,官兵围梁浩泊,村落庭院尽搜翻,公之安危,决于一旦。有公差于河者,仰公为人,临危护助,得免被执。从此,流亡他乡,倍历寄栖之苦。

武昌起义,袁氏窃国,于家园田,悉被恶棍丁官强据为已有。公返里后,据理状告,反被诬以“不轨”,责令解省议处。乡众闻之,咸抱不平,特烦拳师于绍南一路镳护,输资救赎,不遗余力。公在济被监禁达十二年之久,民国十五年,有幸获释。其时,祖母已谢世,两叔父也以霍乱不治而天。先姑母悯其厄通,每邀请其同住,公执意不从。先考固安公者,祝三公之族侄也。视公如生父,躬亲侍拳,虽寒暑晨昏无稍间,公感其懿行,遂应为继嗣。及期颐,故旧多凌落,犹自寻乐趣,常涉蚬河,朝出夕归,往返城乡之间。乡人或有愿负公以涉者,必婉言辞谢,或终不可,亦必倾囊以酬。

民国卅五年,公以痪卒于乡里,终年九十五岁。其义行素节,有口皆碑,迄今仍为乡众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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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士文、于祝三等领导的起义史实概述(节选)

一九一O年(清宣统二年),莱阳农民曲士文领导的起义斗争,规模之大,行动之快,震动之烈,影响之广,比超同时期各省的多次农民斗争,最引人注目,在近代农民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将曲士文起义斗争的史实概述如下:

《莱阳县志·兵革篇》论到这次起义的原因,认为是曲士文“素与同里王景岳有隙,景岳充巡巡局董,士文密思报复”所引起的《莱阳乱事征实录·发难》一文,又公然对曲士文和于祝三等起义领导人,进行武断地指责,说什么这次起义“就其假公济私之隐而揭,则二人实难掩其心肝”。但当年起义势头,数日之内,竟至汇成数万大军,岂是曲、于少数发难人以己之私从中挑动所能办得到的。史实的真象是,当年乡众的生计确已陷于绝境,风暴前夕的严峻形势,决定了这次起义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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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政”的实质与群众强烈的反应。

一九O二年(清光绪廿八年)清廷宣布施行“新政”。一九O六年(清光绪卅二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一九O七年(清光绪卅三年)上谕建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清廷炮制的所谓“新政”,只不过是盗用早期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政制形式,用来掩人耳目,继续维持其专制统治而已。经办者又仍然是那伙假公济私,中饱又自肥的官绅旧班底。“以多欲之吏,驭无告之民,又值财殚力匮之时”①,“新政”经费给群众带来的实际性灾难,只能使亿万无辜同罹浩劫,山东是当时北方“新政”浩劫的重灾省份,莱阳又是重灾省份的重灾区。

一九O一年(清光绪廿七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例定,每钱粮银一两,兑缴大钱二千四百文,外加盐课、火耗、杂费等一百廿三文,合共兑缴大钱二千五百廿三文,已成贯例。一九O七年(清光绪卅三年)“新政”推行,地方财力不支,官府将兑缴数额大幅度调升,每钱粮银一两,实缴大钱三千一百五十八文。此后逐年又有增加,每钱粮银一两,竟要勒缴大钱三千七百八十文,较原例定实增百之四十九点八,且连年收成不佳,广大乡民早已不堪钱粮重赋之苦。地方官绅还要假借“新政”名义,横政暴敛,捞取油水。莱阳当时新课的土地买卖契纸税,每地价一千文,须税银九分六厘,折合大钱一百九十五文。文庙修缮绢,按大、中、小社分等提缴,全县一百零八社,合共须缴大钱一万三千余吊。油房捐,上等油房年缴大钱六吊,中等油房四吊,三类油房两吊。人丁户口捐,按户排收每户须出大钱三十文。其他如线麻烟捐、牲畜口蹄捐、庙产提成捐、染房年税、警政开办费、县学支给费等,名目各殊,不一而足。

捐税负担的肆意升级加码,不仅是对农民群众生计的严重威胁,也引起了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僧侣道徒、江湖艺人、甚至单靠收入地租为生计的地主,特别是介于地方富农之间的小地主的关切和不安。清廷的所谓“新政”已成为民怨之所归,是一九一O年(清宣统二年)间,包括莱阳农民起义在内的,各省县民变之所以蜂起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官绅权势的恶性膨胀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莱阳县的部分商业资本家,已同地方官绅集团勾结一起,成为一种亦官亦商具有特殊身分的人物。他们所经营的商业、金融业已成为独特的官僚资本,实际上控制了全县的财政经营大权。这些人无一不是“新政”的风头人物,有权有势,甚至在京里和省里都有在位的权贵替他们撑腰。地方局势越糟糕,衙门就越要依靠他们,他们在地方上兴风作浪,无事生非,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越多。一九O七年(清光绪卅三年)六月,清廷颁布了“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②的规定。一九O八年(清光绪卅四年)七月,又颁布了《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章程》规定省议员候选人必须是“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③。如此的法令和章程,对这些人的恶性膨胀心理,又是一番强力的鼓舞,使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新的觊觎。他们胆大妄为,结怨于全县,终于造成了极大的民愤。

曲士文起义的指向十分明确,坚决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前面所说的,一贯结交官府,仗势营私,包括福源钱庄、公顺钱庄、源顺杂货铺三大企业在内的官僚金融商业资本集团及其核心代理人“三害二蠹”。

“三害”指的是秀士出身,候补县丞,法部侍郎王土序的堂弟王圻;“新政”主要倡办人于赞扬和县警察局董王景岳。“二蠹”指的是恩贡出身,同盟会员,县教育会长葛桂星和县城绅士张相谟。

王圻、于赞扬历充绅董多年,同县令朱槐之结交甚密。王在县城开设公顺钱庄、源顺杂货铺;于在县城开设福源钱庄。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存储官款、发放高利贷、垄断地方财政为主要谋利手段。公顺和福源还都享有官讨府特许的鸦片专卖权,独揽鸦片交易。王、于又一贯以候补县丞和“新政”主持人的官位身分,干预地方政事,举荐王景岳充警察局董,葛桂星充县教育会长。以遂其左右逢源朋比营私的预谋。王圻曾经霸占城南店儿泊义地,毁墓烧窑,借端翻修孔庙,抛售滞销砖瓦,大发横财。于赞扬的族倒于声沛曾经“拐骗张姓女名巧者,深夜以骡轿送往烟台,张某追至北京控告,递解回乡,致女巧剖腹而死,张某亦吞烟自尽”④。案发后,于赞扬竟串通衙门,将在押犯于声沛释放不追。“三害二蠹”为害地方的事实远不只此,激起群众最大义愤的是仓谷悬案和包税坑众两大问题。

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莱阳县所属一百零八社,由大平社长曲龙光(曲士文的生父),石桥社长姜尔受,永庄社长于春龄(于祝三的生父)等倡议,共同兴办社会积谷备荒,当时共积起仓谷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斗,至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累计积谷一万零九百四十二石二斗二千二合。于赞扬、张相谟等先于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串通官府,将仓谷保管权,由乡社转移到书院。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又进一步怂恿县令傅锟,托词仓房年久失修,委派绅董赵瀛山、王锡朋、于鹏翔等将积谷全部变卖,定价每斗大钱三百文,即或增积的五千三百四十九石二斗二合,不计算在内,单以一八八一年原积的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斗诸,也应该折合大钱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七吊,但在于、张两人主持之下,仅以大钱一万三千零四十四吊三百二十文,存入县城天福当铺,其余部分概无下落。各乡社因此意见纷纷,经刘芳(来历待考)上控到省,得巡抚张批“历年所得利息,以三成充书院经费,以七成存储五年作为籴谷之用”,事后亦未遵办。一八九九年(清光绪廿五年),御史某(姓名待考)又以此案参奏,县令徐寿基被革职,福源一度被封闭。一九O三年(清宣统廿九年),王圻、于赞扬等合谋将天福当铺原存谷款,全部转归公顺、源顺、福源三大企业存储。截止一九一O年(清宣统二年)起义斗争爆发之前。历时廿四年,本息合计数额相当可观,王、于团伙竟对外声称,余存谷款仅为大钱四千多吊,内情一直未曾公之与众。此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已成为县级财政一大悬案。

一九O九年度钱粮银大幅度调升,给实征造成极大困难,县令朱槐之决定把稽征权大撒手地承包给既有经济势力,又有警政实权作为勒征手段的王圻、于赞扬为财东的福源,尉龙昌为财东的蚨祥义,赵桂馨为财东的德合五大商号包征包缴,每征银万两,拨缴县库一千五百两,强逼花户按铜元制钱各半比例交纳。当时铜元充斥,制钱几乎绝迹,王、于一伙见有空子可钻,硬性规定必须以铜元七折抵交制钱缺数。即或缴纳制钱,也必借词刁难,非要官板青钱(康熙年间铸造的大型制钱)不可。而官板青钱的流通量大约只占制钱的百分之二十。其目的是勒带乡民按七成比率多缴铜元。从中捞取更多的油水。本来例定每银一两折合大钱三千一百五十八文,今竟勒缴大钱三千七百八十文,倘按全县三万五千九百二十四两银额核计,王圻、于赞扬财团控制的公款总额当属壹亿叁仟伍佰柒拾玖万贰仟染佰贰拾文之巨。

(三)导火线与联合行动阵线的形成

一九一O年(清宣统二年)春初,莱阳的春荒相当严重,官绅催赋逼捐变本加厉,乡众因而联想到公办的积谷备荒问题。要么以谷赈饥,要么以谷抵赋,都可以使老百姓暂缓一口气。约占全县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反应最强烈,而且一部分自耕农的头面人物已波及基层乡社政权,可以借助于乡社组织从而发挥其行动方面的优势。农民提出的仓谷问题,也激起了其他阶级、阶层极大的反响。这是因为地方官僚资本的寡头经济垄断,也不同程序地侵犯了它们中间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借此时机给寡头垄断团伙以狠狠的打击,又何乐而不为。至于当权的官绅方面,对于当时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并无觉察,一仍旧惯,以不变应万变,对以农民为代表的群众呼声,充耳不闻,这就更加触动了农民和其他各阶级、阶层的进步分子。这样以来,以仓谷纠纷问题为导火线,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联合反官绅抗捐税斗争阵线,就以原有的乡社建制为基础,迅速地形成了。这次起义斗争比起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已有较大的进步。明显标志是,它已经完全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农民运动往往要借助于宗教迷信的沉重负担,使得平民的斗争积极性和必要的组织性,都能比较正常地充分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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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 动

(一九一O年初春至同年五月廿一日)

(清宣统二年初春至同年四月十三日)

这次起义的中心领导人物,是在起义过程中,自始至终发挥着权威作用,表现了突出的组织才能和坚强的斗争意志的曲士文和于祝三。

曲士文(一八四九——一九一四)清道光廿九年——民国三年),莱阳城西北八里,柏林庄村人,半自耕农。为耿直,好打包不平,起义这年六十二岁。在这以前,曲家深受同里王景岳的欺负,曲士文的前妻早年病故,撇下二子四女,长子曲洪言,自小当长工,一直没能结婚,次子福文,廿二岁上因为放牛践踏了财主周尚志家的地瓜蔓,被周家捆绑毒打,一气之下,吊死在周家坟地;后续的妻子姓夏,生一男一女,男名曲洪昌。曲士文曾为福文的冤情,申诉到县衙,周家依仗王景岳、王圻、于赞扬等劣绅的权势,买通衙门,竟使曲家输了官司,从此,曲士文同柏林庄王家结下了深仇。

于祝三(一八七一——一九四六)(清咸丰元年——民国卅五年),原名铭鼎,号足三,后改名于祝三,莱阳城东南七里,梁浩泊村人,为人仗义疏财,急公开明,乐于助人,对当时推行的“新政”,坚持反对立场。于赞扬是当时“新政”主要经办人,曾多次在县令朱槐之面前,指控于祝三抵制“新政”,请求朱槐之对他严加管束,朱槐之不同意,认为深究不如不究。

一九一O年初春,曲士文为仓谷纠纷专访于祝三,对于祝三的胆识、才能十分佩服,慨然结成举义同盟。四月上旬(阴历三月初旬),广大乡民陷于饥荒,在这危急关头,他们得知多年备荒仓谷,已被官绅侵吞,愤怒异常,西北乡社的农民群众率先沸腾起来了。曲士文和于祝三见行动的时机已到,毅然决然发动了这次以抗捐税,要求清算积谷,以谷赈饥,以谷抵赋,反对官绅勾结盘剥贫民为中心内容的正义斗争。

起义的前几年,曲士文结识了野猪泊村人宫万(一八七二——一九五一)(清咸丰二年——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宫万的父亲宫殿寿,是西北乡屈指可数的大财主。宫万幼年弃文习武精通拳术,又是火枪好射手,结交的猎手一百多人,后来都成了曲士文起义的参加者或同情者。一九一O年四月廿一日(清宣统二年阴历三月十二日),曲士文、于祝三和曲士文的胞弟曲桂舟,约同外地访友归来的宫万,在城西北二十里,唐山东麓的唐家庙里秘密集会,被邀参加的还有乡社头面人物二十多人。曲、于在会上揭露了二十多年来,地方士绅勾结衙门,霸占仓谷,变价侵吞的事实经过,历数了“新政”实施以来,苛捐杂税给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会议最后决定以自然村为基础,以乡社为建制单位成立联庄会,公推曲士文为领导人(有说叫“会长”的,有说叫“总指挥”的,都没有确实依据,为尊重史实,暂以“领导人”名之),于祝三负责联络工作,协助曲士文,开展组织活动。

四月廿七日(阴历三月十八日),各乡社代表在唐家庵二次聚会,宣告联庄会组织正式成立。这次集会已由第一次的代表二十多人,增加到包括小平社代表钱京山、李寿山在内的十几处乡社代表共五十多人,会议决定短期内聚众请愿。

五月十二日(阴历四月初四日),曲士文“转牌”各乡社群众自备行粮,三日内去河头店集结,截止五月十八日(阴历四月初十日),数以千计的乡民,各背口袋,手持长李短棍去集而来。

五月廿一日(阴历四月十三日)清晨,联庄会群众,移聚城西关帝庙周围。曲士文要大伙在关帝庙附近待命,他本人偕同三十几名村社长,去城里约同于祝三和高酉峰,共同找劣绅王圻、于赞扬、张相谟等,当面交涉。

曲士文和村社长们进城后,没能找到于祝三。高酉峰原来是混进举义行列的“三害二蠹”代理人,得知曲等要找劣绅算账,当即通风王圻一伙赶紧躲避。曲等扑了空,只好直闯县衙门,受到衙役阻拦,并以锁拿相威胁。围观群众,听说曲士文呆能被缉,飞奔关帝庙报信,几千名各持械具的联庄会群众,拥进西门,逼向大堂,异口同声,要求归还仓谷。朱槐之被迫出面应付,婉说仓谷问题容县署禀明上府,待批复后,当众开开示解决办法。群众不听愚弄,要向衙门里冲。朱槐之避退到二堂官厅,曲士文跟逼上去,群众也一拥而进。朱槐之汗流浃背,遂派差役请来于祝三共同磋商,官民双方最终达成四项协议:

(一)往年仓谷,无论被何人侵吞,非从速垫出不可;官方负责传质经管士绅,十日内清账,缺者如数追赔。

(二)绅董、衙役、门丁之危害乡民者,即行撤革替换。

(三)铜元兑缴钱粮一律免于折扣。

(四)裁撤一切不合理的捐税。

代表深恐空口无凭,要求朱槐之当堂写给照办“公谕”,朱槐之草成保证守信的“手谕”。曲士文和于祝三即劝说乡众暂时各归本村,十天后再见分晓。朱槐之当夜,即函请附近防营来县弹压;电报济南巡抚孙宝琦,说什么这次乡民闹署,“自必有人煽惑,非拿办首要,不足以警将来”,电文最后请求孙宝琦“由登州镇速拨步队两哨到莱暂驻,以资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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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斡 旋

(一九一O年五月廿二日至同年六月廿五日)

(清宣统二年四月十四日至同年五月十九日)

莱阳县境内(包括莱西县)原有庵、观、寺、院二百多处,僧、道、尼姑两千多人,庙产向来由各庙自行经管。一九O九年(清宣统元年),县教育会在绅士张相谟、王菊田、初醒南等人的提议下,拟提庙产收入用作办学经费,先经县署批准,按庙产收入的百分之十提缴。一九一O年(清宣统二年)春,教育会又以办学经费支出为由,呈请改庙产收入提成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以后又经呈批,改为将庙产的。百分之三十,一次变款作为教育会办学基金,以后不再另征庙捐。各庙主持人以先慑于衙门权势,敢怒而不敢言。今见联庄会示威请愿,竟能迫使县令低头,遂于五月廿三日(阴历四月十五日),集僧、道、尼姑七百多人,由大路庙主持人僧官隆歆(部分资料称隆韵,征诸知情老人,以隆歆为可靠)和尚率领径抵县署, 面见县令朱槐之,要求将已拨缴教育会的庙产提成款,全部发还。并要朱答应,从此取消庙产提成办学的有关规定。交涉过程中,僧众失控,捣毁大堂,殴伤厨夫,迫使朱槐之不得不在隆歆等人自写的免提庙产手谕稿子上署名盖章。

五月二十四日(阴历四月十六日),朱槐之电请孙宝琦调拨的古现水师营和岔河巡防营的士兵,先后到达县城,迅即拿获闹事僧侣廿一人,道士七人,尼姑五人。朱槐之亲自拷问,一僧人当场被刑毙;并勒令城内铁匠炉,暂停应活,替衙门赶制手铐脚镣各百具备用。僧、道、尼姑闹事与曲士文集众请愿本系巧合,朱槐之却疑为曲、于所操纵,声言要继续捉拿曲士文和于祝三,予以从重惩办。

五月廿七日(阴历四月十九日),登州知府文淇到莱阳,示意朱槐之对曲党和隆歆一伙暴徒决不可姑息,文淇返程途经榆科顶、太平庄,五十几名僧徒和乡社代表,拦轿递禀喊冤,当即被斥,不予理睬。

县城戒备森严,其势如临大敌,十天过去,在押僧、道、尼姑未见开释;众人请愿达成的协议,既不执行,也不作任何答复。曲士文和于祝三识破了知府、知县、土豪劣绅一伙的阴谋诡计,当机立断,再次“转牌”聚众,绝大部分乡社起而响应。联庄会的声威震动了全县。部分地主、商人、失意士绅、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僧侣道徒、江湖艺人也都踊跃参加了农民斗争行列,从河头店延伸到柏林庄白龙河两岸, 形成了对县城的半包围圈。

六月二日(阴历四月廿五日),王圻、于赞扬一伙见形势危急,先自隐蔽起来,暗里怂恿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出面调停。 所谓中间势力指的是一部分同王圻、于赞扬一伙关系暧昧的城镇地主兼商业资本家。他们经过多方面折冲,登镇右营分汛左司把总王凤苞和石桥社长瓦屋庄巨富姜尔绶,代表县城以里五十多家商号,充当了居间斡旋的角色。 鉴于官绅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且正忙于调兵遣将,做威胁反扑的准备,曲士文和于祝三拒绝同官绅正面接触。王风苞、姜尔绶、不得不多次亲往九里河营地会见曲、于,探讨达成和议的可行步骤。姜尔绶屡次表态,情愿以个人的身家性命担保,达成和议之后,官府对曲、于二人不作任何的追究;城内五十几家商号全都加盖水印,担保曲、于及其追随者。一概平安无事。经过王风苞、姜尔绶的驰骋往返,纵横捭阖,曲士文和于祝三除了仍然坚持前次达成的四项协议条件外,又代表各乡社提出了裁撤教育会,巡警不准下乡,悉革劣绅地保一切权力等项补充条件,作为这次和议谈判的基础。县令朱槐之屈于联庄会之压力,商家的一再敦促,不得已而答应了曲、于一方所提出的各项条件。为了不使调停结果再次形同一纸空文,曲、于一方还提出必须立碑铭文,出无罪手谕,以昭信守,朱也当时表示同意,双方约定和议条文,自六月十五月(阴历五月初九日)生效,局势遂得以一度平静下来。

官民二次协议之后,被革职的劣绅已各自暂时回避,县政处于瘫痪。一连好几天,都有成批乡民去衙门诘问,户口牲畜等捐税已经出谕废止,为何巡警、地保仍然下乡勒索。朱槐之被问的瞠目结舌,只能唯唯推脱“苛捐杂税系王景岳独断独行之所为,本官不详内情”。王景岳自被王圻举荐为巡警局董,在乡民看来,为害地方尤为严重,大伙商定端阳节找王景岳算账。

端阳节早晨,闻讯赶来的乡民达千人,王景岳一家丧魂失魄,早巳逃避的无影无踪;群众一炬,将王景岳在柏林庄的大宅院烧了个净光。第二天钱金山(钱京山)等人,又去城西鱼池头、叶家庄烧了高酉峰和陈裕德两家地主的大片房屋。 高酉峰在这次起义过程中充当了内奸,陈裕德为富不仁,这年春荒期间趁火打劫,大量囤积粮食,越贵越不出粜,群众有借贷者,必以八分高利行息,甚至指定以田亩房产作抵押,民愤都很大。

劣绅并不认输,挖空心思,策划反扑,王景岳遣王廷兰随王圻各带贿金万余去济南。在济期间,向巡抚衙门、省咨议局递交“请愿书”,贿通记者,在报刊发表王宅被烧,歪曲莱阳民变经过的新闻报道。拜访省高级官员孙伯南,恳请孙向巡抚孙宝琦建议,速派军队到莱阳。孙伯南示意二王通过省议员,将此问题提交咨议局形成决议案。王圻遂托莱阳籍议员孙孟起在咨议局会议上公开宣称,莱阳问题之所以越弄越糟糕,不是官府的施政太苛,而是对平民的胆大妄为心慈手软。他赞成地方绅士的请愿要求,赶紧往莱阳派军队。与此同时,王圻还曾写信给他在京师任法部侍郎的堂兄王序,恳求他以乡土情谊,插手协助解决莱阳民变问题。王序六月十八日(阴历五月十二月)给济南巡抚孙宝琦发来紧急电报,诬称起义群众为土匪。说甚么“莱阳土匪焚掠甚獗”⑥,让孙宝琦当机立断“速派兵妥办”, 巡抚孙宝琦当即授意幕僚以“前已派兵弹压,业经解散。昨晚闻土棍曲士文、曲桂舟等,勒胁二千余人,拆烧王景岳、高酉峰住房,又烧毁陈姓两家,实属目无法纪,已飞饬认真拿办”⑧为内容,电复侍郎王序,又于六月二十六日(阴历五月廿日)以:“主莱事不善处理”⑨为由,下令免除了朱槐之的莱阳知县职务,另委奎保署替;并先后分电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烟台候补道台杨耀林,常备军协统叶长盛,速派大军去莱阳,就地便宜行事,稳定局势。

四、鏖 战

(一九一O年六月廿六日至同年九月十五日)(清宣统二年阴历五月廿日至同年八月十二日)

六月二十六日(阴历五月廿日)奎保到任视事, 当众宣示“吾官可不做而捐税必不可免,吾头可断, 而曲士文不可不拿”。 六月廿十七日(阴历二十一日), 烟台候补道台杨耀林,奉命率士兵三百人移驻莱阳城。六月二十八日(阴历五月二十二日),奎保发布告示,将前任朱槐之答应的协议条件全部废除;通令逮捕曲士文、于祝三、曲桂舟。六月廿九、卅日(阴历五月廿三、廿四日)两天,曲士文辗转于芝山乡四社,同时组织当地联庄会做好应急准备。七月一日(五月廿五日),曲士文在马连庄吕保璜家隐身,吕竟卖友求荣,把曲士文骗锁客房,飞马奔城密报王圻。吕家老长工仗义行事,拧开门锁,把曲士文放跑了。七月二日(阴历五月廿六日)凌晨,杨耀林派帮带陈忠训带士兵衙役去马连庄时,曲士文已无踪影,陈忠训遂认定吕家谎报军情,吕保璜之弟吕瑞璜就地当了替死鬼。此行往返途中,连续遭到联庄会的围攻和伏击,杨耀林外甥重伤致死。

七月三日(阴历五月廿七日),曲士文由北而南“转牌”告急,乡众揭竿相从。七月四日(阴历五月廿八日)结集于西沽河两岸的联庄会队伍总数已达四千多人。同一天,曲士文接到了于祝三密信,说情况将有新变化,速向城区一带靠拢。也就在当天,候补道杨耀林电告孙宝琦“莱事万急,速多派兵来”(11),孙宝琦也就在当天,特电陆军部“欲图擒渠散胁,镇慑人心,自非多拨军队不可”(12),陆军部当即复电“派第十协统叶长盛为支队司令官,暂归贵抚节制,以便调遣”(13)。七月五日(阴历五月廿九日)孙宝琦还特电青岛德籍海关税务司,照会胶济铁路局,速将“约计官弁兵夫二千人,炮四尊”(14),帮运到城阳车站,“转赴莱阳”(15)。

官军西部一线,由新军第十协统叶长盛率部二千余众,沿姜山至水沟头干路东进,直逼莱阳县城。东部一线,由登莱镇总兵李安堂,率重兵扎营海。莱分界,阻绝曲士文同海阳起义农民会师。另派芝罘讯登州镇守备部队,屯驻桃村、蛇窝泊,备作东线兵源补充,并同北洋水师衙门联系,派海琛:飞鹰两舰,封锁烟台海面,切断起义军的海通联络,派水雷艇一艘,巡行金口、羊郡一带海岸,防绝海上外援,阻止曲士文战败时浮海逃走。与此同时,孙宝琦还同德帝国:主义驻胶州湾的海陆军当局约会, 要德方“按约相助”(16),在胶潍一带增添马步兵二千,水师炮兵一千六百,内外勾结向起义军进行大规模的血腥反扑。

曲士文、于祝三等起义领导人,镇定应急,迅速完成战斗部署,设临时指挥部于柏林庄大庙;拜鲁凤岐、吕从律为军师,发布起义檄文;派宫万的堂叔宫殿福督造火器,发动乡社筹集土炮。一时集结九里河基地的联庄会队伍,竟达十几万人,杀鸡歃血为盟,祭起举义大旗,宣布军事行动的三条纪律,一是不准住民房,二是不准拿乡亲们的东西,三是行军不准踩庄稼,队伍编成四路大军,派于祝三、李寿山、马孝三、钱金山(钱京山)分任东西南北各路指挥,趁敌反扑大军尚未抵达莱城之际,曲士文亲自率众对死守莱城之杨耀林部,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围攻。

七月九日(阴历六月初三日)起义军从四面八方进入战斗,紧逼莱阳县城。奎保、杨耀林见势危急,龟缩城内,紧闭四门,等待叶、李两部赶来解围。七月十日(阴历六月初四日),杨耀林发给孙宝琦的乞援急电,“莱城闭门五日,连日炮声不绝,各路均被截阻搜翻,不通音讯。传闻中路马步队,到莱境被乱民堵截。登州、烟台派来步队,均不能到。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情况万分危急,请即派兵多营,星夜来援”。

七月十日(阴历六月初四日),曲士文亲临第一线督战,钱金山(钱京山)从前线返回也参加了战斗。部分勇士携刀逼近城门,打算寻找机会闯进城去。上午九时,城北亭儿山土炮阵地,向城内猛轰,上千名群众涌向北城,想架梯翻越城垣。守城官兵, 惶恐迎击,弹雨飞射,乱石下砸,攻城受阻,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起义军遂以档板作掩体,匍匐前进,敌人又以牛腿炮轰击,掩板多被打翻,几次接近城墙,舍死攀登,均因敌人火力太猛,未能攻入。七月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五日)上午,起义军改用爆破战术,掘地为穴,满放火药,想炸开一角重点突破;又在城东南文昌阁下,挖隧道展伸到城内,想从地下攻进城内,都因敌人优势火力强阻在前,没能成功。此间,李安堂派往响水沟的马探,方永和,刘沛、张茂盛、毕秀山等四人被哨卡生擒,绑送攻城临时指挥部,当即被激怒的群众杀死。七月十二日阴历六月初六日),天降大雨,曲士文以连日攻城不下,心急如焚;又据马探回报,叶、李大军自水沟头、响水沟兵分三路,日内即可到达县城,为了力争在敌援到来之前结束攻城战斗,这天攻城,曲士文奋不顾身,横刀纵马,不慎马失前蹄,头部重伤,只得从火线暂退下来。

官方援军第十协统叶长盛和登莱镇总兵李安堂的部队三千多人,早巳进抵县境姜山一带,李寿山指挥的起义军阻击部队,扎营在县城以西五十里的水沟头,敌人对李寿山软硬兼施,先是孙宝琦派来“招远县王荩臣,越境劝谕”(18);后是叶、李派参谋人员丁、潘(均系登州籍,名已无考)二人,通过水沟头义合商号财东史卓卿,向牵寿山、“开陈大义,导以利害”(19)。李寿山面对敌人的说客,竟然丧失敌情观念,在紧要关头优柔寡断,没有毅然决然迎头痛击,他的部下也因为组织纪律涣散难以约束, 削弱了应敌的战斗力。南岚侧翼一支归宫万率领的西线部队,阻击叶、李派遣的迂回增援部队很成功。宫殿福老人的两个儿子,宫战和宫准在这次阻击作战中,一死一伤为起义付出了血的代价。但这并不足以扭转由于李寿山不抵抗所造成的被动局面。李寿山败阵下来回到指挥部,曲士文责备其临阵懦怯贻误军机,要将他就地正法,众人一齐替他讲情,曲士文终于流下了痛心的眼泪,宽释了李寿山。

七月十三日(阴历六月初七日)凌晨三点,叶、李联军自水沟头拔营,沿响水沟至县城干路,且战且进,十点三刻抢占了城西三里马山埠江,曲士文攻城所部,被迫转而迎战西来之敌。当敌军走进伏击圈时,一声令下,埋伏在干路两侧的上万群众,杀声四起,敌人中了埋伏,急忙回军抢占制高点,凭借有利地形,架起大炮,向密聚在一起的联庄会群众疯狂轰击。绕道东路的李安堂部,也同时从背后抄袭过来。连日被困在县城的杨耀林部,听到西线炮响,知是叶、李援军巳然到达,也即趁势开城冲了出来。攻城的起义军一时背腹受敌,弹落人群,血肉横飞,三百多起义群众被炸死.这次起义斗争,终因敌我势力悬殊,某些战机的失误而失败。

天空小编注:此事件涉及众多于姓人员,且俱为库使剡一族,有地方官方人员,也有起义方人员,也有对立面的乡绅,事情已过多年,孰是孰非,实难定论,此文不代表天空小编看法,本是同根生,当年恩仇就让它随着时间消退吧

(于欣荣整理自:莱阳文史资料·第二辑·曲士文起义资料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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